初上小学的孩子对国歌永远心存敬畏，哪怕是在里弄的垃圾筒粪坑前要是听到国歌奏响也会停留下来向那不知所谓的方向行军礼，周围环境越是恶劣，越是代表了对国旗的忠心。其实绿领巾年代是不行军礼的，所以我也和其他小绿苗一样的手痒，当然我不曾象谁一般举错过手。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孩童，不得不说爱国主义教育是多么深入人心。

但是当我想要以一腔热血向祖国表达忠诚之心时却被一双VANS破坏了。

在那个与往常周一相同的举行升旗仪式的日子，我穿着妈妈给我新买的VANS鞋，当然那不是VANS，那个年代的中国也不会有VANS，只是双黑白格相间的无鞋带鞋，在后来的年代七浦路曾经大卖的那种。

由于我过于专注于升旗仪式，正步走向领操台前方的时候忘却了自己的VANS是那么的不跟脚，黑白格，如炮弹般的飞向了领操台上的校长……

再一次的我成了学校的耍宝大王，而罚站就是黑白格给我的见面礼，我的爱国激情就这样被抹上了一个黑影，幼小心里再一次受到了创伤。不过幸亏我晚生了20年，要是赶了早，那可就得被盖上反革命的大帽了。

所以，至今我痛恨VANS。

 

在没有普及电视机的年代，夏日的夜空是很清爽的，至少在那没有光源污染的年代抬头可以隐约看见银河。

没有孩子会蠢到去数星星，孩子们闲不住。他们拿着扇子，搬着小板凳聚在弄堂里走飞行棋，背上的片片红点上还留有刚刚涂上的蓝绿色止痱水的印滓。三夹板和凳子组成的简易桌子下面点着野猪牌蚊香，空气里充满着蚊香和花露水混合的气味。不过，也有些对父母教训阳奉阴违的小子们偷偷在后弄堂幽暗的路灯下面拍着香烟牌子，我们曾经视之为赌博行为，这是通过不正常手段占有他人财产的初级形态。

里弄生活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当我躺在天台的躺椅上傻傻的幻想时耳里却传来各家不同的收音机频道和家常。这是个信息共享的年代，没有人家会吝啬到关起门窗来听收音机独自闷爽，相反，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显摆机会。而且，虽然20年前的夏夜没有现在的酷热，但是在凉快基本靠手的年代，自然风也是必要的取凉手段。

在这样一个个由扇子，星空和里弄杂音组成的简单夏日夜晚里，我仰望着月亮，就这样无所顾忌的进入了梦乡。

当然，除了担心蚊子和蟑螂。

 

 

不可否认，我缺乏对团队管理的热情，同时却也讨厌被制约，这种钉子行为在儿时已经显露无疑。当然，现在我已经磨圆了自身性格的棱角，但是对团队却依然保持着疏离态度。

可笑的是，虽然我自身并不保有对权利的追求，从小没有，但在民选时却总是有幸能够成为半个种子选手，虽然我只就任过一个学期的小队长。

但是我敢肯定，我这一任小队长是我们班主任在她职业生涯里面遇见的唯一一个主动请辞的一年级小队长。我依然记得那时候我向她递辞呈时她惊愕的表情，估计她从不认为孩子有决心放弃那点虚荣心，即便是个科代表，好歹也算是个官。这种心态可能就是基因遗传，从我们的骨子里传递着抓权这样一个信息。大的不说，城管这个特殊的职业已经成为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权阶级代名词了。往小里说，管自行车的大妈，管厕所收费的大爷，你欠他们半毛钱就能逼死你。不是有相声里说吗：“只要那手臂上带箍的，除了那带黑箍的，都能管你！”

扯远了，最终我顺利辞去了小队长这一光荣的职务，交出了那惹眼的一条杠臂章，当老师宣布将这一光荣职务移交给另一位同学时，我无比宽慰的心中却感受到那一丝不甘。

我究竟是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家里来了一台钢琴，爸爸说帮我在上音报了名去学钢琴。在没有实行双休日的年代，牺牲星期天去课外活动对孩子是一个严酷的精神考验。很快我就开始造反了，不过在利诱和威逼之下我妥协了，从此以后，每周一辆matchbox小汽车是我去学琴的唯一动力，如果我的铁皮盒里的小汽车们还健在，那足可以推算出我去上了多少次课。

老师说我乐感很好，但是手指太短，建议父母带我去医院把手指间的蹼开一刀，似乎这个貌似荒唐的提议被谁否决了。不过估计爸爸那时候是想要带我去拉那一刀的，他喜欢音乐，所以把所有的音乐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给我听Richard Claydeman，但我只我觉得这个金毛碧眼的家伙还真帅。家里有把发霉的小提琴，妈妈说是爸爸的，但是拉的时候就是杀猪，看来他们是深思熟虑之后才想到要让我去学钢琴的，至少练习的时候不会用声音杀死人，那时候的户籍警可是什么都管的。

不过这个培养计划最终破产了，我于某日郑重向老师提出我不要再学了，希望他们尊重一个孩子的决定。最终我象征性的胜利了，胜利的结果是小汽车不再增加了。学习期间我公演过一场，学校开家长见面会时爸爸一定要我到台上的钢琴去show一把，我只记得我弹错好几个音，爸爸的脸色暗带不爽。

 

幼儿园的阿姨是典型的幼儿孽待者，这也是听说的，其实我也忘记了，只知道有一次妈妈来接我时候阿姨说我已经被人领走了，但是其实我是因为被阿姨吓到了躲在了风琴后面。妈妈有没有和阿姨拼命我不知道，反正第二天我转学了。

托儿所的时候，我因为太矮小，受到了老师的溺爱。那时候有个漂亮老师，对我关爱有加，还指派我和同学一起去区里参加搭积木比赛。妈妈以为我是个空间天才，因为她经常说我很小时候在黑板上画了一辆技惊四座的立体小汽车，还满口胡言的说以后将来要当工程师造房子。哪个孩子没说过？这个就是效仿主义的初期形态。结果是我的同学得奖了（她以后也拿了很多奖），据说我那时候搭了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老师无法评分，反正重在参与。现在突然想到那时候的美女小杨老师，掐指算来也有20多年了，怎么也得40多了……岁月不饶人啊。

托儿所毕业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看着慢慢长出四肢的小蝌蚪，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成长，尽管这种成长只是因为我们要开始背着书包走进幼托对面的大铁皮门里去了。

孩子对新事物永远都是好奇的，但是我很快就对大铁皮门内的生活由好奇转向了恐惧，开学第一天我因为以为下午不用上课而爬在窗台上巴望着家人来接我回家，结果这个危险的举动导致我在走道里被罚站至放学。这对一个幼儿来说，是严重的心理创伤。

人从出生到三岁之间是没有完整记忆功能的，所以这部分即便是杜撰也没有可考量的标准，我不可能说我记得我哪天开始开口说话

据说我小时候很会哭，哭到邻居去派出所投诉。天知道派出所怎么摆平他们的。妈妈有一次实在被我哭到受不了，把我抄起来就往床根扔去，结果过了一会我没有声音了，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惊恐的发现，我睡着了。

跳过至某岁开始，似乎已经需要跨越很多年，反正也无所谓，儿时也是比较平淡无奇的，只知道爸爸妈妈经常红脸，每次我大哭一顿后拿着玩具跟妈妈回了娘家，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很难过，因为外婆家是公房，不用上公用厕所。

 

“世界是丑陋的，世界是扭曲的”

一个亲人给我上的课中所提到的，对此我完全的认同，虽然我尽量不想使用这两个词语来描述世界，以避免让自己在精神鉴定中超离正常的范围。

撇开社会体制的构成，有人类的空间，就有扭曲。在这里，扭曲的定义中包括一切的不公，叛离，一切的颠倒。我们存在于这个扭曲的社会，嘲弄着自己制定的善恶美丑标准，当迫不得已的贫穷成为丑恶的代名词时，我们嘲笑，当不择手段的富贵成为时尚时，我们追慕。更扭曲的是我们在暗地里嘲笑和羡慕的同时却还要标榜自己的公正不阿，伪善的怜悯和愤忿，笑贫不笑猖。我们不断的创造着人类的文明，却在思想中渐渐跨入黑暗。

我们不需要无时无刻的对自身的扭曲进行剖析并期待着忏悔可以博得上天的原谅，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成为了我们意识形态的化身，我们塑造了我们的神，并将我们的善恶意识通过其来进行反传播，迷惑自己，放纵自己。恶人烧香，那不是放下屠刀，那是在磨刀！这种神学意识，就是唯物主义者曾经极力推翻的，虽然推翻过程中他们触犯了自己曾经的宣言，避免矫枉过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统治者是无法容忍妥协的，这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挑衅，何况唯物和唯心是无法共存的，因此即便错杀也要杀！纯洁的唯物主义开拓者错误的估计了灭绝宗教信仰的后果，是无谓的也是徒劳的。人心的神，是无法灭绝的，无论这个神是耶稣还是撒旦。有灭绝就有创造，我们的曾经的造神运动就是最好的见证。如今我们的神，代表着我们的意识，代表着我们的扭曲，让一切的扭曲成为了顺理成章。社会的准则由人类制定，社会准则同时又影响着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循环系统，我们改变社会等于改变着自己，就好像基因链记载着人的信息所以产生遗传，但成长过程中却可以对基因信息进行改写一样。没人能去抵挡这样一个车轮，不管这个车轮滚向天堂还是地狱。因为在所谓的大流意识中反其道而行之是愚蠢的自杀行为，既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怜悯，只有自取灭亡。也许所有人都日行一善，我们就有希望改变这个车轮的走向，很可惜，恶小为之善小不为已经成了我们基因中的重要部分，慢慢的走向深渊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是有神论者，相信真神的存在。曾经有朋友和我说我们已经到了末法时代，何谓末法，笼统的讲就是连菩萨都准备遗弃我们了。中国有个成语叫回天乏力，也许这就是菩萨现在对我们的感受。